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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化人民城市的差异化特征，给全球城市研究提供了有效的研究范本。本文将现代化人民城市置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框架下，聚焦于论证其模式创新、辩证关系与理论价值。在发展模式层面，中国式现代化的属性明确了我国城市发展所处的世界格局和历史方位，突破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城市发展的传统范式。在辩证关系层面，本文从“人城”“民城”两个维度解读其创新意义，即“人城”可以用结构功能主义的有机体思路进行分析，而“民城”则宜从社会体系视角进行阐释。在理论价值层面，本文认为“五个深刻把握”不仅是在分析城市发展普遍原理基础上形成的，而且是指导我们开展城市研究和城市治理工作的认知框架。

　　从201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到202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我国城市发展形势和目标均发生了深刻变化。当前，国际局势变织，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上升，这些变化正全方位影响着城市生产与生活体系。在这一背景下，我国社会学界普遍认为，中国式现代化所代表的“并联式”模式是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串联式”及各种封闭式的现代化模式的扬弃。“串联式”现代化是一种线性发展模式，即在率先工业化的前提下，逐步推动城镇化、电气化、信息化和后工业化[1]，而“并联式”现代化则将以上几个阶段压缩在同一时空，从而实现城市现代化的协调发展。202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的召开及《中央 国务院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意见》的出台，不仅是对我国过去10年中国式现代化人民城市发展实践的系统总结，也进一步坚定了道路方向，明确提出“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的更高目标。与此同时，到2035年现代化人民城市基本建成的愿景，与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远景目标同频共振，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的城市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2]。

　　现代化人民城市中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其属性确立了我国城市发展所处的世界格局和历史方位。因为，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理论和实践语境中的“现代化”不只是对发展特征的概括，其背后隐含了对国际分工秩序和体系阵营的划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虽取得了一定成功，但逐渐显现出沦为政治工具的倾向。这就导致城市现代化发展所需的技术范式、分工规则、产业链条和市场份额并非基于平等竞争，而是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国家间的战略依附与利益交换。正如郑永年教授所提出的5种现代化模式[3]：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范式；“体制内”强依附模式（如日本、韩国、新加坡）；“体制外”弱依附模式（如拉美国家）；前苏联和古巴等采取了“体制外”独立模式，但并未成功；唯独中国代表的第5种“开源”的现代化模式成功了，该模式既获得了发展也保持了独立，给世界提供了另外一种现代化模式的选择。习指出：“我们所推进的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国情的中国特色。”[4]具体而言，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5]现代化人民城市理论正是中国式现代化在城市发展领域的具体体现，其不仅破解了人类城市发展中的诸多难题，摒弃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城市发展以资本为中心、两极分化的现代化模式，也抛弃了“物欲主义”“消费主义”“垄断主义”的发展路径。我国城市现代化既遵循城市发展的普遍规律，拥有规模形态、产业形态、居住形态等方面的共性特征，又具备独特的形态特征、管理模式与治理结构。这些中国特色正是中国式现代化人民城市发展内涵的要点，也是破解“大城市病”和国外城市发展共性难题的关键所在。

　　从我国城市现代化发展的普遍性特征来看，其遵循了城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如以城镇化率为标志的城市人口集聚和规模扩张。正如202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指出的“我国城镇化正从快速增长期转向稳定发展期，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6]，2024年末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7%[7]，而国际社会一般将30%至70%视为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区间。除此之外，我国城市现代化发展还遵循了产业的空间聚集与人口分布的区位规律，这些规律均与世界共性经验相一致。然而，产业和人才聚集在推动城市发展的同时，也给城市发展带来了诸多挑战与压力。这些挑战与压力正是“城市病”的根源，也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进程中未能解决的难题。

　　从我国城市现代化发展的差异化特征来看，中国式现代化城市发展模式的形成是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党和政府坚持从顶层设计入手，通过国家层面出台发展规划和行动意见，引导各级政府开展实践。例如，2015年召开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将日益凸显的交通拥堵、环境问题等共性“城市病”作为治理重点，指出要不断提升城市环境质量、人民生活质量、城市竞争力[8]；“十四五”规划将城市发展过程中遗留的老旧小区、老旧厂区、老旧街区和城中村等存量片区问题作为提升城市品质的任务进行部署[9]；2025年5月，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出台的《关于持续推进城市更新行动的意见》提出不搞大拆大建，不搞“面子工程”、“形象工程”[10]等要求，明确了城市更新的发展基调；2025年7月，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再次明确，城市更新是推进城市工作的重要抓手[6]。由此可见，中国式现代化城市发展模式的差异化特征，其本质在于立足国情、回应人民关切，形成一条不同于西方路径依赖、具有内生性与创新性的发展道路。

　　“人”是抽象且具体、系统且综合的有机体。本文认为，人民城市理念中“人城”的关系体现了结构功能主义以有机体类比社会的研究思路。就理论而言，城市发展可类比为“人”这样的复杂生命体和社会体的成长过程：正如健康的躯体需要各个器官协同运作，健康的心理状态需要与外界社会相协调一样，城市的发展也有赖于内部结构间的良性互动，与外部系统保持和谐。202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5个“更加注重”，即“城市工作要深刻把握、主动适应形势变化，转变城市发展理念，更加注重以人为本；转变城市发展方式，更加注重集约高效；转变城市发展动力，更加注重特色发展；转变城市工作重心，更加注重治理投入；转变城市工作方法，更加注重统筹协调”[6]，这不仅为新形势下的城市发展指明了路径，也与结构功能主义的有机体类比形成了互证。

　　“更加注重以人为本”和“更加注重统筹协调”都在强调城市是像人一样的有机体，应重视其整体性和协调性。结构功能主义认为，城市各个结构，如居住、生产、消费、教育等子系统的功能都应该得到充分发挥，方能维持城市的良性运转。一个有机的城市不仅离不开各个内部结构的优良布局，更需要整体的系统谋划和统筹推进。“更加注重特色发展”强调城市的发展就像人一样具有独特性，应避免同质化，要因地制宜，找准各自的差异特色和内生动力。这不仅有利于城市在竞争中脱颖而出，还有利于整个社会的多元化和可持续发展。“更加注重集约高效”强调城市的发展应该加强统筹规划，提高效率的同时不过度关注短时绩效，追求收益的时候更考虑长远收益。“更加注重治理投入”则着眼于城市作为有机体的健康发展。当前，城市发展正从“量的扩张”转向“质的优化”，必须通过强化治理能力，有效破解发展中的难题，才能实现其内在机能的有序进化与可持续发展。

　　202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部署了“一个优化、六个建设”7个方面的重点任务，恰恰是从社会体系视角出发，保障在不同区域、不同社区规模、不同居住条件下的人民都享有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城市生活。“着力优化现代化城市体系”不仅关注现代化城市群和城市圈的发展，还突出了县域城镇化建设作为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支点作用，提出通过改善县域人民的生活环境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着力建设富有活力的创新城市”以“高质量开展城市更新”作为抓手，应重点改善老旧小区居住条件，保障其居民享有和新建小区同等的环境与设施的权利，并通过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重新定义社区经济，打造活力多样的城市生活新模式，切实提升老旧小区居民的社区生活质量。“着力建设舒适便利的宜居城市”强调突出住房的民生属性，重点保障城中村、危旧房居民和大型居住区群体的居住与公共服务权益。“着力建设绿色低碳的美丽城市”致力于推动城市环境公共产品的普惠化供给，降低低收入群体获取优质环境资源的成本。“着力建设安全可靠的韧性城市”聚焦低洼地区、城乡接合部及老旧小区等的工程安全、管线老化与社会治安隐患，通过有效治理，提升群众的居住安全。“着力建设崇德向善的文明城市”注重城市历史文脉延续与社会包容性，使群众感受到城市的文明氛围，提高文化认同。“着力建设便捷高效的智慧城市”旨在通过技术手段降低民生诉求的反馈门槛，使市民热线等渠道真正成为不同群体表达需求、解决实际问题的有效途径。

　　从全球城市发展的历史维度来看，近百年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历了城镇化从快速扩张到稳定成熟的完整周期，既有通过产业升级推动城市转型、通过完善公共服务提升居民生活品质的成功经验，也留下了在快速扩张与产业转型中因治理体系未能及时适应城市发展新态势而产生了各类城市问题与社会矛盾的深刻教训。这些经验与教训，为我国现代化人民城市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参照：我们既要避免重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覆辙，也要借鉴其在城市精细化治理、历史文脉保护、生态环境修复等方面的有益探索。但更为重要的是，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具有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社会结构与文化传统，必须将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与我国城市发展实际相结合，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现代化道路。从增量扩张到存量提质增效这一转型意味着，仅仅依赖人口红利与土地资源要素投入的城市规模扩张模式已难以为继。当前，我国城市发展的总体格局已趋于稳定，未来发展的核心任务不再是“造城”而是“提质”，即通过优化城市空间布局、完善公共服务供给体系、提升精细化治理能力，推动现有城市空间释放更大价值。从更宏观的历史方位审视，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达67%，这意味着进入了城市更新的重要时期；超大城市与特大城市的数量突破历史纪录，部分城市群的经济体量与人口集聚度已达到全球领先水平，这种规模空前的城市发展态势，在世界城镇化史上尚无先例可循。

　　与此同时，我国城市发展面临的挑战呈现出系统性、复杂性特征。一方面，面对庞大的城市体量，推进存量提质增效需要破解一系列深层次矛盾：老旧小区改造涉及多方面利益协调，城中村治理面临规划调整与民生保障的双重压力，公共服务资源面临如何均衡配置的现实难题。另一方面，外部环境的变化进一步加剧了发展压力。城市生产模式需从传统制造向智能制造转型，以应对全球产业竞争的新态势；国际产业链格局的深度调整，亦对城市产业体系的稳定性与抗风险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这些挑战相互交织，考验着城市研究者与实践者的智慧与能力。唯有以历史眼光、全球视野与系统思维进行谋划，既汲取世界城市发展的经验教训，又扎根中国独特的制度与文化土壤，方能找到符合自身实际的发展路径，在复杂形势下明确方向，确保我国城市发展行稳致远。

　　在“五个深刻把握”的框架中，“深刻把握增强城市发展动力活力的内在要求”具有显著的理论创新价值。它并非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城市理论的简单延续，而是立足于中国城市发展实践的时代性突破与创造性转化，为破解城市发展中“活力不足”的难题提供了中国方案。马克思经典城市理论的核心在于批判资本主义制度下城市发展的内在矛盾。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的扩张虽然推动了城市的工业化进程，却也造成了工人生活的严重异化，只有以社会主义新生产关系取代资本主义旧生产关系，才能打破资本对城市的垄断，让城市发展回归到服务人的本质。而现代化人民城市理论对增强城市发展动力活力的内在要求的把握，正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城市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我国城市发展也曾经历过曲折探索阶段。在计划经济时期，城市资源配置以行政指令为主，市场作用被弱化，使得城市产业结构相对单一，经济活力有待激发；同时，对要素流动的制约也限制了城市集聚效应的充分发挥，最终影响了居民生活品质的提升进程。而现代化人民城市理论将激活城市动力活力与保障人民根本利益紧密结合在一起，构建了平衡协调的发展路径。一方面，通过政府与市场有机统一的机制，既发挥政府在城市规划、公共服务、公平保障中的主导作用，避免资本无序扩张对城市公共利益的侵蚀；又充分释放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积极作用，鼓励市场主体参与城市产业发展、社区服务、智慧化建设，为城市注入经济活力。另一方面，我国城市发展始终坚守人民主体地位，将城市活力的提升与人民物质精神生活需求的满足直接挂钩。经济发展不仅追求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更注重创造高质量就业岗位；社会建设不仅进一步完善了基础设施，还关注教育、医疗、文化等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供给；环境治理不仅改善生态质量，还致力于打造宜居宜业的生活空间。这种经济、社会、环境协同发展的模式，既破解了重经济轻民生、重增长轻公平的困境，也让城市服务于人的理论构想在当代中国成为现实，为全球城市发展提供了可借鉴的中国经验。

　　中国式现代化人民城市，既是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城市发展模式的突破，也是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对西方城市发展批判的理论基础上，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发展实践形成的原创性理论成果[13]。其以人民为中心的本质属性，通过“人城”有机体协同、“民城”需求全覆盖的辩证逻辑思维，打破了传统城市发展的功能局限与理论误区。“五个深刻把握”认知框架的提出，为城市研究与治理提供了清晰指引，既明确了目标定位与战略取向，又强调了历史方位与系统思维，更突出了把握增强城市发展动力活力的内在要求。未来，以现代化人民城市理论为指导，持续推进内涵式发展，必将推动我国城市在高质量发展道路上行稳致远，为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筑牢城市发展根基。